疫情让就业承压。新近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，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及灵活就业支持政策，各级政府陆续出台相应政策，一方面鼓励支持个体经营、非全日制就业及电商、网约车等灵活就业形式；另一方面总理强调农民工是灵活就业的主力军，灵活就业支持政策要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。

长期以来 ，就业的相关政策与管理思路有两条主线，第一是以实际需求驱动的促进就业政策，包括新增就业岗位、解决弱势群体就业困境等；第二是以正规就业为目标的规范管理，包括清退低端人口、提高劳动保障、压实就业人员的社保和个税缴纳等。

按国际上现行就业统计标准，过去一周内只要有1小时的受薪工作，就算在职状态，尽管这工作可能是临时的，可能没有劳动合同、没缴社保。这种朝不保夕的工作，往往被认为是非正规就业。

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、各级政府，多希望提高正规就业的占比。所谓正规就业是指在正规注册的企事业、组织中签订劳动合同、享受各项劳动保障并缴纳个税和社保的就业岗位。很明显，正规就业的成本高于非正规就业。

中国现有统计数据没有公布正规就业、非正规就业、灵活就业的规模。从CFPS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）2016年的数据推算，中国全部就业人员的主要工作中，有43%从事家庭农业生产、12.8%从事自雇性质的私企或个体经营、2.5%雇于他人从事农业生产，只有41.5%的人是通常意义上打工者，受雇于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或个体户，从事非农工作。在受雇于他人的农业和非农就业中，只有42.3%的人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8.6%。

从2015年的人口小普查数据可以看到，全部的就业人员中，只有21.3%参加了高标准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（含机关事业，参保人群中有一些是灵活就业等形式参保）。以此来估计，中国的正规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只有20%。

当前就业承压，促进就业的核心就是要促进非正规就业，因为正规就业一般有更好的劳动保障，其雇主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，正规就业人员自身的适应能力也较强。

如何促进包括灵活就业在内的非正规就业？

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了正确的方向。数据上看，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是非正规就业的主力，他们中40%处于自雇或自营状态，经商、餐饮及各类商业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，放松对地摊、占道经营、违章搭建等的制度约束，可以派生出新的就业岗位，同时，低成本的服务也降低了市民生活成本。

另外，我们要看到，促进灵活就业、非正规经济还有很多障碍。很多城市以食品安全、市容市貌为由，限制非正规经济的发展。的确，环境污染、违章搭建可能是不对的，但在促进就业、吃饱饭和这些政策之间，老百姓到底更在乎什么？这往往在地区、小区、人群之间有巨大差异，政策不能一刀切。其中的很多政策红线应由社区自行决定，更高层级的政府应当少出台类似政策。

事实上，基层百姓并不一定讨厌所有的占道经营，政府治理相关问题的压力更多是来自上级的考核。目前，已经有一些机构放松此类考核，如中央文明办明确，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，不将占道经营、马路市场、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。但这还不够，要支持灵活就业，还需要更加灵活的制度环境。